云南蒙自举人带云南普洱茶到台湾？

曹士桂墓位于鸣鹫镇本村后山麓

    从台湾到位于滇南的蒙自鸣鹫镇，直线距离约为2116公里，165年前，交通不发达，从鸣鹫走出的台湾知府曹士桂，花了7个月的时间，长途跋涉赴台湾淡水就职。蒙自鸣鹫人深以这位先贤为荣，更相信是他，在1847年将云南普洱茶最早带到了台湾，奠定了云南普洱茶在台湾广受欢迎的基础。然而在业界，这一推论尚没有得到最终证实。究竟云南普洱茶是何时进入台湾的？又是谁将云南普洱茶带到了台湾？

    荣耀 蒙自走出台湾知府

    曹士桂从小聪敏好学，22岁参加乡试中举人，后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，至1847年任台湾知府。

    “虽地处滇南偏僻的山区，但鸣鹫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，清雍正十年（1733年）鸣鹫村兴修了文昌宫，曹士桂的故居就在文昌宫旁。”鸣鹫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王文慧一边带着记者穿过一条窄巷，一边介绍。一群放学回家的孩子走在这条当年曹士桂曾走过的巷子里，问起曹士桂，他们有点腼腆，点头说知道，又摇头说不知道他的故事。

    据《曹氏家谱》载，曹氏祖先原是南京元县人，明初从征云南，入大理籍，后为避兵乱举家迁入鸣鹫村。生于清嘉庆五年（1800年）的曹士桂出世那天，据说恰好有一对燕子欢鸣着飞来房厅前筑巢，故他降生的房间被称作“燕来堂”，不知是否与此有关，曹士桂从小聪敏好学，22岁参加乡试中举人，后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，至1847年任台湾知府。

    跨进曹氏故居大院，几栋古朴的土木结构建筑映入眼帘，由正堂、两耳房、两厢房、厨房组成的四合院虽然有些破损，但依稀还能看出当年的气势。只是现在已提供给学校用作教师宿舍的古建筑，再找不到先人的痕迹，而王文慧所说的“曹士桂是第一个将云南普洱茶带到台湾的人”这一说法，更是无从考证。

    在当今茶界，有“云南普洱茶产于云南，存于香港，发扬光大在台湾”之说，台湾茶人对云南普洱茶极为推崇，将其比喻为学富五车的智者。一个不太准确的数据是，如今台湾2000万人口中，经常饮茶的人口占60%，每年每人平均消费茶叶超过1公斤，而云南普洱茶的消费大约占5%，即每年每人约消费0.05公斤，每年台湾的云南普洱茶消费量约1000吨。但目前业界对云南普洱茶流入台湾的具体时间，尚没有一个准确详尽的考证和定论。

曹士桂故居一角

    猜想·云南人将云南普洱茶带入台湾

    这是一个合理的猜想：1847年，蒙自举人曹士桂渡海入台任职，云南普洱茶随之流入台湾，比范增平先生所说的1870年提前了20多年。

    据资料记载，清代以后，香港一直是云南普洱茶销往南洋一带的集散地，故不少人认为，早期云南普洱茶进入台湾与广东人入台有很大关系。台湾中华茶文化学会理事长范增平说：“据台湾老一辈的人回忆，大约是在台湾开放港口通商时期，往来两岸经商的人因个人有饮用云南普洱茶的习惯将茶带到了台湾。我认为这是比较合理的说法。”

    “广东人出现在台湾，大约在1870年时有比较清楚的记载。”范增平曾在台湾多处走访，调查云南普洱茶在台湾的推广过程，据其介绍，一位居住在台北的蔡姓老人明确表示，受祖父影响，自他记事起家中一直饮用云南普洱茶。“该户人家是移居台湾的第四代，原籍广东省揭阳县，祖父告诉他们，过去一直喝这种茶、到台湾后这个习惯也未改变。”范增平说。

    事实上，不同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云南普洱茶价格一路飙升，不少台湾人将其当作艺术品珍藏，早年的云南普洱茶在台湾受到欢迎，有着经济和节俭的因素。过去能用正统茶叶天天泡茶的人家并不多，一般仅限于客人拜访或举办喜事宴会时用。普通家庭往往只用茶梗或少许茶叶泡上一壶淡茶，泡至无味后仍舍不得倒换茶叶，而云南普洱茶却很耐泡，反复数次加水仍味重色浓，自然受到了青睐。

    但王文慧并不认同是广东人最早将云南普洱茶带到了台湾，在她看来，是家乡走出去的那位“清节为风”的清代台湾知府，将云南普洱茶千里迢迢带到了台湾。“连横所撰《台湾通志》对曹士桂的评价为‘性恬淡’，他喜欢煮水烹茗，以茶会友，赴台时将云南普洱茶随身带至台湾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”另一方面，王文慧分析说，古时鸣鹫交通便利，是滇南到滇东的必经之地，旧时为重要的物资集散、货物流通、贸易往来的重要驿站，来来往往的马帮和商客带来了各色产品，其中当然包括云南普洱茶。

    这是一个合理的猜想：1847年，蒙自举人曹士桂渡海入台任职，云南普洱茶随之流入台湾，比范增平先生所说的1870年提前了20多年。那么，有没有确切可信的史料可以佐证呢？

曹士桂所写的《宦海日记》如今只找到半卷

    佐证 《宦海日记》频提 “普茶”

    曹士桂写的《宦海日记》记载了当时台湾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状况，日记还多处提到云南普洱茶，为尚无定论的云南普洱茶传入台湾提供了一个更早的时间点。

    在云南省博物馆的数万卷古籍中，半卷残破的《宦海日记》静静躺在其中，历经百年，这本线装日记墨黑的封面已经褪去了原有的庄重色彩，内页中也多有残缺。毕竟，它曾经在一个卖刀烟的村女樊汝清的手中，随着她熟练的秤烟、捆烟动作，被一页页撕下，裹着刀烟丝被不同的顾客带走。

    这本《宦海日记》的原主人就是曹士桂。今日，走在曹士桂的故乡鸣鹫镇，处处可见当地人对这位古贤的怀念，横刻“淡水清风”四字的曹士桂墓保存完好，文昌宫旁，一棵古梅郁郁葱葱，鸣鹫人都说，这是曹士桂病逝台湾淡水后，当地泰雅人送来的……历任多地知府的曹士桂，在出仕12年的为官生涯中，他习惯于细致记录下任职地区的自然情况、官场现状、百姓生活和个人的日常事务，包括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在台湾的见闻。据曹士桂的五世孙曹子锡老先生回忆，其年幼看见过的《宦海日记》至少有十四本，经匪患兵乱都遗失了。

    省博物馆中的半卷《宦海日记》，记载着游子曹士桂在那个不复再来的年代真实的所思所感，若不是1952年腊月的一个赶集日，曹家人碰见卖刀烟丝的樊汝清撕下《宦海日记》泛黄的纸张用以包扎刀烟丝，日记中那些有关台湾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状况的真实记述也就此消失。更何况，日记还多处提到云南普洱茶，为尚无定论的云南普洱茶传入台湾的确切信息，提供了一个更早的时间点。有关记录很多，譬如：“十六日（即1847年4月1日），晴，午后起风。杨三兄赴番仔，送普茶一元。”“二十一日（即1847年4月6日），……送王大兄普茶一元，帽花一朵。”

    曹士桂日记中提到的“普茶”，是否就是云南名茶“云南普洱茶”呢？翻开清代《普洱府志·食货志》，据卷十九记载：“普洱古属银生府，则西蕃之用普茶，已自唐代。”所谓“银生府”，1100年前应在今普洱地区和西双版纳州境内，由此可知，古时“普洱茶”也称“普茶”。另一方面，与“普茶”一同出现的“一元”，应该是当时普洱茶的计量单位，据《大清会典事例》载，清时云南商贩茶“系每七圆为一筒，重四十九两”。而古代汉语中，“元”与“圆”同音同意。“曹士桂曾告假回乡，然后才从蒙自启程赴台任职。”王文慧说道，“在他打点的行李里，一定带上了身为云南文人的他所喜爱的普洱茶，作为自己日常享用的饮品和馈赠同仁好友的礼品。”

    离开曹士桂的故居，红漆大门在风中嘎吱作响，仿佛吟诵着那首他在台湾巡查时，看到民众生活疾苦难以温饱，心中深深同情且担忧而写下的诗句：“竹篱茅舍结村居，半饱薯芋半饱鱼。”病逝后，曹士桂在悲痛的淡水百姓的深情感恩之下辞别了那片土地，得以返回他日夜思念的故乡，那天，“台人罢市以哀”“淡民沿途而祭”。

    云南普洱茶，却永远留在了那里。只是再没有人知道，究竟是谁第一个，将承载着厚重茶文化的云南普洱茶带到了台湾。